这块土地上，“重能力”的人为何总是不得好死？| 循迹晓讲

◎ 循迹 ·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

◎ 作者：瑞鹤

◎ 编辑：马戏团长

◎ 全文约8000字 阅读需要20分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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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似乎中国教育已经和中国足球一样，成了“人人都可以说几句，人人都可以口诛笔伐”的对象。

关于教育，谁都有很多要吐槽的话，而这件事，也不能说国家不重视，每年，甚至每个月，国家都有各种“重磅”的举措推出，这样的“重磅”举措，似乎从我记事儿开始就不断上演——当然，如你所知，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因为这样的“重磅举措”而变得那么好，于是乎，国家整治，大家吐槽，孩子受苦，这几条线并行不悖，当年的孩子有不少成了家长，也开始在这样的系统里折腾自己的孩子，这大约也是毅种循环罢。

在这些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声中，有一个声音，虽然不是每次都占据主流，但一直存在，那就是“中国教育重技巧，轻能力”。

这个现象从我小时候说到现在，似乎没怎么好，反而更糟了。阅读，所谓“不看文章就去做题”的各种技巧大行其道。写作，所谓到哪里都能套用的模板似乎也特别受学生欢迎，之前我教书的时候，有个学生莫名惊诧地对我说——“原来写作文要用脑子啊”，这样的现象，大约决不是个例。

◎ 去搜“阅读不看文章做题”，还是能找到不少旁门左道的

◎ 同样，写作的“万能模板”也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东西

学校如此，校外辅导机构就更是这样。什么“机经”，“押题”，这都是家常便饭了。前段时间，国家对课外辅导重拳打击，行业一片哀鸿遍野，站在圈内看，这样的打击过于残忍，但站在圈外看，课外辅导既然让“重技巧轻能力”更上一层楼，说这个行业被冤枉，似乎也不合适。

◎ “国内一些老师在教学中重技巧轻能力”，这话大体不错，但如果把“一些”换成“相当一部分”，大约更准确

当然，凡是存在的大约总有原因，这个“重技巧轻能力”也不例外。只不过，把这个原因归于教育，似乎并不公平。

◎ 什么是能力？

既然要谈“重技巧轻能力”，总得知道什么是能力吧。当然，胸口碎大石，熟鸡蛋孵出小鸡，这种属于玄学，暂且不论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谈论到一个人的能力，总绕不开两件事，也就是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。

学术素养倘若再掰开揉碎了说，也就是两个能力——逻辑思维能力，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（这俩我过去专门写文章，详见：正本清源：到底什么是「逻辑，私货，辩证法」？| 循迹晓讲    正本清源：当我们在谈论科学时，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？| 循迹晓讲）。而人文素养，最起码的，是保持同理心和悲悯之心。

◎ 所谓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，本质上大概是这样的

这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“合格的公民”必备的标准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一个人没有逻辑，没有批判性思维，甚至没有同理心悲悯之心，他也不是活不下去。

这个时候，能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而比这种情况更坏的，也不是没有，那就是，当没有逻辑的人，比有逻辑的人活得还要好，当不实事求是的人，比实事求是的人活得还要好，当冷血无情的人，比悲天悯人的人活得还要好，这种社会环境下，有能力不但没用，反而会招来危险。

长此以往，社会形成“重技巧轻能力”的习俗，自然是不奇怪的了。

◎ 没有逻辑反而会活得更好

逻辑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以三段论来串联的因果关系，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整个演绎法体系。在纯粹逻辑的世界里，有个起码的要求，那就是“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悖论”，比如我不能说某种颜色既是黑色又是白色，我不能说今天既热又冷，诸如此类。

形式逻辑上的悖论也不能说没有，像芝诺那个“静止的飞矢”，薛定谔那只“既活又死的猫”，这些都是。但是解决逻辑的悖论，最起码要在学术的范围内，比如芝诺的悖论其实牵涉到无穷小分割的问题，而薛定谔的那只猫则是为了赋予物质波一个概率上的意义（这里地方太小不展开了）。

学术的东西，就一定要在学术范畴内解决，用别的力量，特别是行政力量，去解决学术问题，这其实站在逻辑的角度看是非常荒谬的——这个道理，应该是常识。

然而不幸，“政治干预学术”似乎在一些地方是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。政治可以不合逻辑，但迎合最高统治者永远比严肃认真地捋清楚条件和结论来得上算，于是，没有逻辑反而活得更好，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。

◎ 政治干涉学术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，而且，这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的李森科事件，详见：脆弱的科学：苏联「李森科事件」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？| 循迹晓讲

汉朝的时候，儒生们辩论，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讨论历史。商汤伐夏桀，武王伐纣，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呢？黄生曰：“汤武非受命，乃弒也。”那意思是说，商汤周武不是受授天命，他们的行为是弑君犯上。

他的对手辕固生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论调，在他看来，“夫桀纣虐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，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、纣，桀、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”——这段不难，相信大家都能看懂，大概意思是说，商汤周武王万民归心，这怎么不是天命呢？

◎ 武王伐纣到底是不是承受天命，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

到这里为止，辩论的双方都亮明了观点，并给出了理由，画风还算正常，但接下来，黄生开始跑偏了——“冠虽敝，必加于首；履虽新，必关于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立践南面，非弒而何也？”

用帽子和鞋子做比喻，来“论证”自己的观点。从严格的逻辑学上讲，比喻永远不能作为论证手段，但中国文人似乎很习惯于比喻了。黄生这么做，不合逻辑，但还没那么过分。

接下来，辕固生的一句反问彻底终结了这场辩论：“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，非邪？”

这就很麻烦了。汉朝的统治正当不正当呢？如果你认同黄生的理论，汉朝就不该存在。因为秦朝再暴虐，也不该去推翻它嘛。可是，如果你认同辕固生的理论，只要民心所向，造反有理，汉朝将来如果丢了民心，那么别人造反推翻它，也是有理的了。

那么，如何看待正在统治着天下的汉朝呢？总不能说“汉朝的统治既合理又不合理”罢，这在逻辑上不通——黄生和辕固生的论调，其实逻辑上都有值得反驳的地方（不就是个典型的GRE作文题嘛，恶法有没有遵守的必要），但是呢，辕固生想到了用非逻辑的手段终结这场辩论，他赢了。

主持辩论的汉景帝也很为难啊，汉景帝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是个逻辑悖论，怎么说都不合适，于是金口玉言，给这场辩论打了圆场——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；言学者无言汤、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那意思是，这个话题以后禁止讨论，给404得了，后来也的确如此，因为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录了这次辩论的结局——遂罢。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

◎ 一次有名的辩论就被汉景帝用马肝给强行终止了

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，算是个不起眼的小事，但却还是很值得拿来述说的。至少，在这片土地上，长久以来，讲究逻辑的并不比不讲逻辑的活得好，而如果不讲逻辑的那位，又是站在权势的那一方，讲究逻辑岂止无用，那简直是要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了。

这样的历史可能读者诸君都不陌生。而那句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”则是换了一些别的说法，继续在人们耳边回响，比如说“想那么多没用的干什么？”“看那些没用的闲书干什么”，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。

的确，逻辑本身是没用的，那要逻辑这种能力干什么？至少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都是如此。所以，逻辑能力普遍缺失，一点也不意外，甚至逻辑本身，都是英文logic的音译，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。

◎ 不实事求是反而活得更好

学术能力，除了逻辑之外，另一个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。简单来说，看一个说法好坏，要拿出证据和事实，不能用一个说法否定另一个说法，像燕山大学教授用祖宗之法反对相对论这事儿，从方法上讲就是很荒谬的（详见：想推翻相对论的人，到底图啥？| 循迹晓讲）。

那又如何呢，这也不妨碍像这样的人在各个领域混的很好啊，甚至在学术界也是如此。更严重一点说，有这种批判性思维，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。晚近的事情倘若要说，大约有被举报的危险（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），那就说点历史上的事情吧。至少，“不实事求是反而活得更好”，似乎从很久以来就这样了。

1876年，也就是大清光绪二年，郭嵩焘做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，对于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来说，英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他跳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怪圈，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——坚船和利炮——的背后，有更深一层的东西，“西洋政教、制造，无一不出于学！”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，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，“此邦术事愈出愈奇，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！”

◎ 郭嵩焘照片

郭嵩焘在日记《使西纪程》中称赞英国，发出“西洋政教、制造，无不出于学”的呼声，他向清政府大力介绍英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，称赞西洋政教制度，并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。

本来，郭嵩焘说的英国种种，大到政治教化，小到面包葡萄酒，到底是不是事实，议院制度到底是不是“三代之遗风”，葡萄酒是不是“酒味甘浓，甜腻可口”，看一看，试一试就知道了，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。

有些稍微有点点常识的中国人，也对此大加赞赏，书稿寄回国内，李鸿章得以先睹为快，并大加称赞道：“议论事实，多未经人道及者，如置身红海、欧洲间，一拓眼界也”；“崇论闳议，洵足启发愚蒙”。

但在当时的大清，如李鸿章一样“稍具常识”的人，是极少的。更多的士大夫义愤填膺，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，当时清朝官员里有个“清流党”，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，弹劾郭嵩焘的奏折里，那些逻辑，用词甚至语气，跟今天网络上的许多言论是惊人的一致。

比如他们指责郭嵩焘在书中一再侈言俄、英诸国富强，是为了取媚外国，“丧心失体，已堪骇异”；其次，他认为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，且政教修明，智力兼胜，最为荒谬；第三，“不得言和之论”，在他看来“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，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，摧天下义愤之气”；第四，“至祈天永命等语，更属狂悖”。

除罗列以上罪状之外，河南学政何金寿进而指出，郭嵩焘是在故意张大恫吓之词，是为了“挟以震骇朝廷”，“摇惑天下人心”，灭自己的志气，长洋人的威风，实乃居心叵测。“其书中立言，尚恇怯如此，安望其抗节敌庭，正论不屈乎?”并义愤填膺地表示“我大清无此臣子也”。

总之，“立言悖谬，失体辱国”，因此请求朝廷立即下令，将《使西纪程》一书“严行毁禁”。

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郭嵩焘还能有什么结果呢？他被清廷申斥，书稿亦遭毁版；甚至他的副手刘锡鸿也在趁机诬陷他，罪状有这么几个：

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，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，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； 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，竟然起立，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； 其一是去音乐厅，仿效洋人拿音乐单，有失体统。

◎ 刘锡鸿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手

郭嵩焘伤心至极，因病请辞——这件事情上一个很值得讽刺的细节在于，刘锡鸿也不是不知道郭嵩焘说的是实话，他在私人信件中说的话，跟上报的奏折，完全就是两种画风。

郭嵩焘说的对不对呢？可能对，但判断对错，并不是靠事实，而是靠朝廷和士大夫的心情，如此一来，郭嵩焘和《使西纪程》一书，命运可想而知。

随后的故事就毫不意外，慈禧太后发布谕旨，严厉申斥郭嵩焘，并下令《使西纪程》毁版。随后，郭嵩焘被撤职，郭嵩焘黯然回到长沙，在湘阴老家度过了余生。

◎ 还好《使西纪程》没被完全毁版，现在的我们才能看到这本书

郭嵩焘这样的性格，在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看来，多少是有点问题的，他的弟弟就说他“心直口快，往往面责之处，直与人以难堪。” 李鸿章说他“嫉恶太深，立言太快。”说了实话，大抵是这样的评价和待遇，既然这样，说实话又有什么用呢？

当然，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。郭嵩焘这样能在大清官场上混到高官，一定是有些学术能力之外的“能力”，只不过，他会在有的时候说几句实话，而他自己，也正因为这几句实话，而被贬官回乡——当然，他说的实话，最过分的其实并不是对英国的褒扬，而是对大清对外交往的批评——一味蠢，一味蛮，一味诈，一味怕 。

这些话大概也是事实，但是很显然，对大清而言，这样的事实并不重要。

郭嵩焘其实还算幸运的了。一味坚持事实，一点都不顾朝廷颜面的话，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。这也不是没有先例。1900年，慈禧太后和相当多一些满清大臣准备利用义和团震慑洋人，慈禧太后在1900年6月17日颁布诏书，宣布向十一国宣战，与此同时，还命令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（外国使馆区），放任拳民杀戮洋人和教徒。

◎ 英使馆内一座修建了工事的建筑

此时，清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，比如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兼管学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等人，出于简单的常识和国家安危的考虑，敦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。

在奏折中，许景澄、袁昶强烈反对依靠义和团反洋，认为拳民不过是一帮思想狭隘、只懂得破坏的乌合之众，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更何况，拳民所谓的“刀枪不入”的神技，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而已。

与此同时，许景澄、袁昶还以“春秋之义，不杀行人”为由，要求朝廷停止围攻使馆区，保障洋人和教徒的安全——这应该都是基本的常识。

◎ “北大校长”许景澄

但是此时已被虚幻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慈禧太后，在看完许、袁两人的奏折后不禁勃然大怒，悍然下令捉拿许景澄、袁昶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三位大臣，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，也因反对向列强宣战被逮捕。

当时的北京一片混乱，许景澄是有机会逃到南方的。然而，许景澄并没有逃跑，而是坦然接受判决，并异常冷静地向家人交代各种后事。 

随后，许景澄又赶往俄国银行，将存在该行的40万两白银折子取出，然后如数上交给国库。原来，这笔钱本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，许景澄担心自己死后俄国人会赖账（俄国人一向如此），所以才将其取出。许景澄对北京大学始终倾注满腔心血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同年7月28日，许景澄和袁昶因“勾结洋人，莠言乱政，语多离间”等罪名，被押赴菜市口斩首。按照惯例，死刑犯在临死前需要向刽子手行贿，以免受刑时遭受折磨，但许景澄拒绝这样做。

正因如此，刽子手在行刑时，故意将刀砍在许景澄的脊椎上，导致他的颈椎虽然断裂，但气管犹存，在痛苦挣扎许久后，才慢慢地闭上眼睛——当然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，许景澄遭受的痛苦不只是生理上的，菜市口有很多围观的市民，把他骂作是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，这就是“说了实话”的代价。

◎ 慈禧西狩后不久，列强就开始列出174个名单：包括光绪堂兄弟，大阿哥之父瑞郡王载漪，辅国公载澜、庄亲王载勋、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、刑部尚书赵舒翘。山西巡抚毓贤、礼部尚书启秀等重要官员，此外，充当夜壶作用的拳民也被卸磨杀驴。图为法国画刊描绘的联军和大清官员现场观看处死义和团

又过了几天，8月11日，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三位大臣也被斩首。他们三位，和许景澄，袁昶一起，被称为“庚子被祸五大臣”。随后没过几天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跑。由于联军的要求，《辛丑条约》第二款内明载平反五人，追复原官。时称庚子被祸五大臣，又称庚子五忠。

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朝廷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这种时候，说实话，讲求实事求是，岂不是速死之道么？

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，既然如此，说实话的意义何在？批判性思维的意义何在？所以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缺失，取而代之的，则是阿谀奉承的各种“技巧”，极端点说，是XXX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，平常一点的，那就是“自己不去读书，等着看选择题的标准答案”，诸如此类——历史如此，还能指望更好的么？大约很难罢。

◎ 冷血反而活得更好

行文至此，想到之前有读者的留言，“你觉得中国文化有没有值得赞扬的地方呢？哪怕一点点。”

中国文化里值得赞扬的地方太多了，鲁迅的那句话，想必很多人都会背罢——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“正史”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中国的历史上，也有一些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，尤其是作为人，拥有最起码同理心的故事，不作恶的故事，但是，不幸的是，很多这样的故事里，主人公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。

《旧唐书》列传第三十七当中，有一则很短的记载：

永昌初，为周兴所构，云玄同言：“太后老矣，须复皇嗣。”太后闻之，怒，乃赐死于家。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：“何不告事，冀得召见，当自陈诉。”玄同叹曰：“人杀鬼杀，有何殊也，岂能为告人事乎？”乃就刑，年七十三。

这是讲的魏玄同的故事。魏玄同是唐高宗和武周时候的宰相，虽然现在知道他的人并不多。

◎ 武则天为啥不杀上官婉儿，以防婉儿报灭门之仇？答：她俩都是惺惺相惜的女权主义者

提到武周和武则天，很多人会觉得她是雄才大略之主，甚至有人说她是女权之光。但实际上，武则天的统治是非常恐怖的，告密，酷吏，恐怖统治。武则天鼓励手下这么做，于是，像来俊臣，周兴这样的人可以踩着别人的尸体爬到高位。

◎ 武则天是很多人眼中的“有为之君”，“女权之光”，说这话的人，希望它可以被来俊臣，周兴这样的酷吏好好关爱一番

唐睿宗文明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84年，“有飞骑十余人”在洛阳坊间饮酒，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，说早知道支持太后（当然就是武则天啦）并无额外的赏赐，当初还不如支持中宗李显（他刚被武则天废掉帝位）。

言毕，其中一人当即离座，去洛阳宫告密，酒还没喝完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。那个发牢骚的被处斩，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到绞杀，举报者官赐五品，从此之后，告密之风大行其道。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，自然告密的可以越级升官，若有不实，也不会受到惩罚，于是“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同理心，不作恶，能活得更好么？怕是很难。

武则天用告密的屠刀展开了大清洗，终于，前朝宰相魏玄同因为一句“太后老矣，须复皇嗣。”的话，得罪了武则天（这肯定也是告密者捅上去的），武则天逼他自尽，派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。

房济素来钦佩魏玄同，忍不住对他说：“您何必着急死呢？您可以说有事向太后告密，太后一定会召见，如此就可以当面辩解，自证清白了”。魏玄同谢绝了房济的好意，他留下了载入史册的遗言——“人杀鬼杀，有何殊也，岂能为告人事乎？”

怎么能告密呢？这是做人的底线。魏玄同坚守这样的底线，从容就死。他的死，从表面上看有点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之死，但还是不同。

苏格拉底之死，被后人一遍遍地拿来纪念和惋惜，而魏玄同之死，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，说句难听的话，“大约是白死了吧”。

魏玄同死在武则天权势最盛的时候，也是告密制度最猖獗的时候。在当代，武则天被很多人捧成“雄才大略之主”，“女权之光”来纪念，直到现在，关于武则天的各种纪念都层出不穷，但可曾有人给魏玄同立个碑的？

考虑到武则天的那种告密制度对人心的毁灭和摧残，这位女皇帝真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恶劣的统治者之一，就算是隋炀帝和宋徽宗，在这个意义上都比她仁慈许多——武则天的告密制度延续了十四年，比纳粹德国的时间还要长，而告密制度的遗毒，大约到现在还能看得见吧。

在这种时候，做像魏玄同一样的人有意义么？

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责怪为什么很多人“缺乏人文素养”了。魏玄同的故事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“扶了老太太是要冒风险的”，这事儿大家还都明白，更何况，要同理心干什么呢？乡下的土猪不就应该拱城里的白菜么？高考多考一分不就可以干掉几千人么？

所以，人文素养这种基本的底线（我都不好说这是能力），在这片土地既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击穿，那么，不要也罢——这是理性自然人会做的正常选择。

◎ 一个小小的结论

言及此，大约就可以对“中国教育重技巧轻能力”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。

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，既然普遍被认可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毫无用处，甚至可能带来杀身之祸，那么“重技巧，轻能力”的，就不止是教育的事情。

为什么“普遍被认可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毫无用处”呢？这话题说来复杂，要想几句话说也不是不可以。

几千年来的秦制下，人的性格发生这样那样的改变，是肉眼可见的——当然，有人又要说，这又是“一切赖历史，赖制度”，可问题是，房间里有大象，这只大象甚至都要长成肖尼鱼龙或者阿根廷龙了，那么这个屋子里的一切，怎么可能跟这只巨兽没关系呢？指望教育界自己去扭转”重技巧轻能力“，这不是很不现实么？还是那句话——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。

当然，表面上的帝制（并非秦制），是随着大清的覆亡而完蛋了，但中国太大，历史太久，这样的强大惯性绵延不绝。

还是那句话，没有学术素养，没有人文素养，一个人也可以过的好好的。这不是有人说么，“你要自由干什么用？”但是，这样子活着，跟“具备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活着”，大概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样子。

那么，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活着，这其实不是教育的问题，纯粹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了，选择什么路，自己想清楚，自己负责就好。

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，从来都不是。

（E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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